小说《大象的眼泪》里，90岁的主人公雅克每天都坐在养老院食堂的同一个位置，吃着一成不变的特制“健康食品”，忍受着从来没有家人来探望的孤独，回忆着曾经多姿多彩的马戏团人生。这些描写，很可能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对养老院里的老人生存状态的认识。

　　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当一个国家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占到总人口数10%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正式成为老龄化社会了。按这个标准来算，中国现在已有超过1.5亿的老年人口，名副其实地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北京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截至2005年底就有202万的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数的13.1%；据专家估计，到2010年底这个数字将达到14%。这意味着，在大部分人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北京也彻底进入老年型社会。现在，形式越来越多的养老机构随着北京老龄化的深入不断出现。

　　高级养老院的出现

　　苏文是尚在筹备的 “北京爱慕家国际养老院”的负责人之一，他介绍说，长期以来，一般只有患病或年老不能自理的老人才甘愿被送到医院或临终关怀机构以度过最后的日子，这就和国外的情况很不一样。在美国，大概只有10%左右的老人和子女同住，大部分的老年夫妇都愿意自己独立居住、互相照顾，遇上老伴不幸去世或家庭成员居住的地理位置很分散时，老人就住进养老机构。

　　在中国，典型的养老院往往带有福利性质而不是纯商业运作，以往的养老机构大部分是官办或者村办，条件相当简陋。“过去的养老院，用一句话说，就是温饱型的，管老人吃住料理等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管好了就可以了。”北京寿山福海养老院的赵院长说。她本人是学临床医学出身，后来又研究过心理学，曾经参与成立北京市第一福利院 （北京第一批养老机构），担任过北京市第五福利院的院长。已有20年养老院管理经验的她说：“现在北京大部分的养老院，最根本宗旨虽然仍是对不能自理的老人提供日常料理，但已经从温饱型转向了享受型。过去的传统思维认为，只有不孝或迫于无奈时子女才把父母送进养老院，现在送父母进养老院则体现的是子女的孝心。实际上，现在很多老人都愿意到养老院来享受舒适的晚年生活。”

　　赵院长所在的寿山福海国际养老服务中心，是近两三年北京兴起的高级养老院的代表之一。它们大多是民办或中外合资，经营者不少都有房地产的从业经验，再聘请业内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来管理。像寿山福海一类的养老院，提供的仍是最传统的养老服务：照顾老人起居生活、为生病的老人提供护理、定期给老人提供文娱活动等，但它们的硬件设施和服务质量，则可谓与“旧式”养老机构有质的区别。与传统观念中死气沉沉的养老院相反，光是这些高档养老院的外观便让人感觉生气勃勃，它们有如五星级酒店一般装修设计，或依山傍水或有温室园林，穿着整洁的护理医疗团队和服务人员会面带笑容，院内还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部门。

　　除了养老院形态的高级养老机构外，在北京也陆续出现了不少新型的养老模式，像以“社区养老”概念为基础兴建的老年公寓、老年社区等，正越来越受“第三年龄”老人青睐，按国际上通行的说法，60到85岁的老人被称为“第三年龄”老人，他们很可能是整个老龄化社会中对养老机构需求最大的群体。

　　养老院：一种观念的转变

　　“老人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作为寿山福海第一批住客，80多岁的张老先生认为到养老院养老不是什么令人感到羞耻的事情，而是“一种潮流”。张老先生和老伴都是国家退休干部，退休金足够他们支付在这所高级养老院的花费。

　　目前北京有不少年老的夫妇，因为觉得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不太一样而选择和子女分开居住。在家聘请保姆照顾老人，是现在城市里相当流行的养老做法，但对此张老先生却似乎并不接受。至于社区养老，张老先生的老伴仿佛也觉得“不太靠谱”，因为独居老人的生活事实上都太单调，何况每个社区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不少小区里实际上老人并不多。

　　孤独和缺乏交流是老年人心理上最突出的问题，对于到养老院养老的老人而言，这个问题也困扰着他们。“我这么‘年轻’就住进养老院，就图着能跟大伙说说话。”60多岁的周老先生是寿山福海养老院20多位住客中最年轻的，他说自从老伴去世后，家里就没人和他说话了。“我需要锻炼思维和语言，就算回儿子家住还是没人和我沟通，所以想到住养老院。”周老先生年轻时是机械工程师，爱好广泛而且喜欢接触新事物。他目前住的房间是养老院里比较一般的，但硬件设施似乎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能交朋友、上上网和写写字，他就感觉很自在。

　　目前住在寿山福海的20多位老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不少都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有自己的事业。据他们介绍，他们的子女大多也已事业有成，是所谓的“城市中产”或“白领”，这些条件让他们能追求幸福自在的晚年生活。张老先生说，不少他的老同事也想到养老院来，但考虑太多，既考虑费用也考虑家人朋友的想法。相比之下，张老先生两口子觉得自己很幸运，孩子很开明，自己也负担得起不算少的养老费用。

　　中国式养老

　　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早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养老模式在日本、加拿大和瑞典这些堪称 “典型”的老龄化国家，呈现出多元化的表现方式。据京报网今年2月的报道说，中国内地城市中约有近一半老人独自居住，约有三千二百五十万的老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护理，“空巢”现象在中国也变得越来越普遍。所谓“空巢”老人，就是因子女工作长期在外、伴侣去世抑或其他原因而独居的老人，他们中的不少人是需要接受一定的生活护理的。像北京、上海等老年人口超过200万的大城市，但从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来看，城市里养老模式却仍然相对单一，一方面养老机构的入住率依然不高，另一方面许多老人“找不到地方”养老。

　　然而，中国老人的养老问题看来并非靠引进外国的养老模式，或者多修几所养老院能解决的。以北京为例，虽然新型养老市场初见规模，但由这些专业人士带进来的许多新概念，比如旨在提倡老人为自己养老的“养老房屋银行”等方案，并非人人能接受。老人委托养老机构出租或出售自己原来的产业，把所得的收入用于抵押在养老机构所花费的费用，这种自主养老的方式在外国很普遍，在中国推行却遇到了“道德障碍”。目前大部分住在中高端养老院的老人，其费用都由子女承担或双方共同承担，承担不起就呆在家里养老，抵押产业的做法对老人和子女双方都未免难以接受。

　　据一项调查显示，约有12.7％（25万人）的北京老年人表示愿意到养老机构安度晚年，这个不算小的数字，反映出中国人养老的心态正在发生着变化。对居住在城市的老人来说，高级养老院提供了养老方式的一个新选项，然而不算低的费用和道德观都同时在左右着他们和子女们的决定：到养老院养老不仅是个“值不值得”的问题，还是个“应不应该”的问题。对高级养老院本身而言，他们提供的可能仅仅是比原来更好的服务，并没有完全为老人创造一种新的生活、甚至是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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