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孝，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周莉(化名)80多岁的老父因冠心病又住院了,同岁的母亲也因高血压和心脏病不时光顾医院。从5年前起,周莉的生活轨迹就是奔波在医院、父母家、自己家和单位之间,她从难以应付到疲于应付,已经适应了这种生活。

    每天早上7点,周莉要赶在上单位交通车之前,把牛奶和熬好的鱼汤之类营养品送到医院,服侍卧床的父亲洗漱并吃完早餐,而后的白天时间就由弟弟照料。下午6点半到家,悉心准备晚餐,因为除了老父需要照顾外,独儿子到了读高三的关键时候。7点半,带着热腾腾的饭菜和一身的疲惫不堪到医院,陪着父亲吃完饭,说会话,晚上十来点钟回到家倒头便睡。

    已近知天命之年的周莉对自己常常是因陋就简,但她告诫自己绝不能垮下。她在一家国营企业当会计,家有兄弟姐妹4人。哥哥在六盘水,姐姐在成都,只有弟弟和她在贵阳,日常护理父亲的重担主要落在他们姐弟两人身上;除了轮换陪护白夜班外,还要照顾单独居住又年迈多病的母亲。身体疲惫还是其次,主要是心累,整根弦每天都绷得紧紧的。

    母亲几次提出到养老院去,周家四兄妹都没答应。在成都的姐姐经常返筑,“抛家弃子”一住就是数月甚至半年。毕竟孝心是不可替代的,况且,妹妹、弟弟的子女一个读高三、一个读初三,“这个年龄,在单位、在家里都缺不了啊!”

    有了姐姐的援手,周莉可以喘口气。她不能想象,如果自己老了病了那一天,惟一的独儿子该怎么面对。“我起码还有姐姐弟弟,到我孩子那时,他跟谁分担?过去是几对夫妇照顾一对老人,将来是一对夫妇养活几对老人。别的不说,光经济负担恐怕就承受不起;靠子女养老,估计是指望不上了。”

    《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一书的作者曲兰年过50,她说,“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是处在这么一个坎上:我们以上的一代代人都是靠家庭养老,但是再往下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以后恐怕要走社会养老的路,可国家又没有做好准备。”

    对于29岁的王靖来说,那场噩梦来得太早。今年3月的一天,在美国读口腔生物博士的王靖刚在实验室做完实验,就接到国内家乡亲人的电话:父亲病逝!这一噩耗犹如晴天惊雷,悲痛欲绝的她怎么也不敢相信58岁的父亲会突然去世。坐10多个小时的越洋航班赶到成都办理迁证再连夜乘火车到家乡水城,她整个人都是懵的。

    回到家,灵堂已设。一年未见的父亲只能见到遗像了。听母亲说,总是以她为荣的父亲最后惦念着她,“这个姑娘,叫她不要去那么远……”听到此话,她肝肠寸断,哭了好几天。

    王靖10年前以优异成绩考上国内重点医科大学,本科、硕士连读7年后,得到奖学金资助留美读博。为期5年的留学路,现在才读到第二年。看着孤独的母亲,她不知是否应该继续求学。“家里还有我”,惟一的弟弟鼓励她完成学业。在家服侍母亲半月后,她再次踏上求学之路。她暗自决定早日学成回国把母亲接到身边。自己是学医的,这样可以更好地照料母亲。准备结婚生子的王靖,把自己的老年生活都设想好了————进养老院。在她读书的异国,很多老年人在类似老年公寓的机构度过余生,她觉得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王靖的想法并非杞人忧天。将来怎样养老,早晚会面临这个躲不开的问题。“有些趋势汹涌而来,在你还没看清楚之前,就已让你灭顶。”《大未来》作者托夫勒的话绝不是危言耸听。

    “在现代社会,要做孝子非常不容易,成本非常高。老人病了,子女们想24小时守在身边几乎不可能。因为竞争很激烈,时间是非常稀缺的资源。”有人作过调查,现在的中青年生活压力是上世纪50年代的25倍,在照顾老人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没时间。如果再遭遇下岗,家庭生活就会出现更多困难。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专家最新出版的《2004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提出,中国将面临在21世纪头50年中,前20年就业压力大,后30年养老压力大的问题。专家认为,如果在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现在的独生子女将不得不步履沉重地度过自己的成年时代。

    我们遭遇尽孝难？

    《诗经》中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很早,国人就意识到父母的恩德像天一样无边无际,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的尊老敬老传统,产生了影响国人数百年的“二十四孝”。“养儿防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千古不易。多子多福,说穿了无非是晚年能有更多保障。

    可现在的父母觉得“靠子女养老,有点靠不住了!”水城陈姓老两口,均已70多岁。两个子女在省外打工,无暇照顾老人。为此,子女与一亲戚家达成协议,将家里多余的两间房屋让给他们居住,不收取房租,但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由他们照顾。老人的生活开支和医疗费用,仍由子女承担。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类似的有偿转让赡养义务的现象悄然出现。子女外出投资、创业、打工、求学逐渐增多,“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逐渐淡化,传统养老观念受到冲击。

    陈刚以优异的成绩留在贵阳当了公务员,他的父母则在遵义一个小县城居住。作为家中独儿子,眼看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半年前母亲又摔伤了腿,陈刚陷入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境,接父母到贵阳来住吧,住房又太小。怎么办呢?

    大学刚毕业的刘洁,本来重庆有家对口单位要她,可她考虑到年过50的母亲体弱多病,执意回家乡找工作。回到贵阳,最终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只有返回重庆。“拼命挣钱买套房子,再把父母接过去”,她咬紧牙关打算。

    不光陈刚、刘洁如此,事实上越来越多的青年同样面对事业发展、生存竞争与赡养父母、孝敬老人的两难。有关人士指出,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劳动强度增加,社会流动性增强,直接影响了子女对父母行孝。对卧床不起的老人,子女更难以承担长期照料的责任。

    陈红的《常回家看看》唱出多少老人的期盼。随着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小型化家庭正日益取代传统的大家族。传统家庭养老面临挑战,代际间的孝道、赡养老人观念日益淡化。居住条件的限制又无法让每个老人都和子女一起生活,老人独居的“空巢家庭”越来越多。在城市,社区养老社会化水平低,老人自我养老意识不强,很多子女担忧老人在家白天发病、摔倒致伤、倒开水烫伤以及吃错药等无人知道。在农村,养儿防老的古训正在被社会冲击得七零八落,不少地方要靠签订家庭赡养协议甚至靠打官司才能得到儿女的赡养费,法院判决有的还得不到完全执行。求亲友帮助,给老人雇保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人的精神期盼问题。有偿转让赡养义务,忽视了老人想与子女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精神需求。

    据记者粗略调查,近100户老人中一半以上存在子女与老人不交谈或少交谈、老年人与下一代不和睦等现象,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情况令人堪忧。

    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史昭乐研究员认为,目前在城市比较突出的是精神养老问题。由于老龄社会的快速来临,社会的重视和预案不够,年轻人受精力和时间所限不能与老人时刻相伴,没有专门的服务机构和人员教会老年人如何度过自己的暮年,老年活动场所闲置,老有所用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覆盖面相当小,不善于交往的老人生活质量更差,有的甚至只能呆坐徘徊。“老人休闲消遣和精神寄托方式少,整个社会的养老文化滞后。”

    “银发浪潮”的背后,凸显的是日益紧迫的老龄化问题。

    未富先老

    根据国际标准,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65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60岁以上人口占10%以上的,就属于老年型国家或地区。自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以来,当前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约有70个已进入“老年型”。

    民政部统计,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目前已达1．34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65岁以上人口超过9400万,占总人口的7%以上,中国已进入老龄时代。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接近3亿。

    贵州上半年公布的2003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显示,我省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59%,60岁以上老人占11．38%,这标志我省正式进入老龄时代。近两年我省有两个老年人的家庭所占比重增加了5．99%;有3个老年人的家庭增加了6．31%。

    由于政府提倡“一孩政策”,加上观念的改变,家庭的代际人口结构呈“四二一”模式————一对年轻夫妇既要养育一个小孩,还要赡养来自双方家庭的4个老人,养老压力凸现。据最近一项京沪穗城市居民的调查显示,35%的家庭要赡养4位老人,49%的家庭要赡养2到3位老人。而从赡养费看,35．6%的家庭每年花费超过1万元。出于对医疗保险体系的担忧,家庭积极储蓄,不敢增加消费支出,是现在中年人的普遍心态。

    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最快、老年人口数量最大、地区分布不平衡、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

    而处于欠发达地区的贵州,人均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更是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养老压力自不待言。在我省人口呈现老龄化的态势中,大量劳动年龄人口流出,使我省农村“未富先老”的现象远远超过城市。一直关注农村社会养老问题的省社科院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宋明说,由于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脆弱,加之社会跨入老年时代,对整个社会来说压力都很大,未建立养老保险体系的农村尤其如此。

    一位才28岁的媒体记者,现在就隐约感到了养老的忧虑:“我们从进入职场的那一天就落入了‘体制’外————不再有什么‘单位’除了发工资外还管你的生、住、老、病、葬。当我们比父辈更能挣钱、更会花钱的时候,我们的未来又是那么的不确定。”

    1999年联合国就提醒世界各国:社会老龄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任何社会都属重大的挑战。研究人员认为,老龄化将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老龄化问题被忽略,是因为把它认作是将来的事情,不是眼前的。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掩盖了人口老龄化问题。隐性到2010年前还好,2020年就将面对严重的挑战。”一位专家忧心地说,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对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养老负担的承受能力较强;而中国特别是贵州这种经济欠发达地区是“未富先老”,如果不做好经济预存和人文关怀预案,就不能解决好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这无疑会影响经济建设的步伐。

    养老社会化是必然趋势

    30多岁的吴先生最近正多方奔走想给岳父母买份合适的保险,分担一下将来的“意外”。吴先生家有3位老人,在国家还没准备好之前他想寻求一条家庭和社会共同养老之路。“老人现在衣食无忧,一生病就捉襟见肘了。”

    赡养老人、靠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备受推崇的社会道德范式。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家庭这种反哺式养老和传统的孝道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在当今已表现出诸多不适。下一代承担了过多的负担,窒息了个体的创造力,制约了自己对事业的追求,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央行多次降息,但老百姓的存款就是“逼”不出来,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子女教育、父母养老和将来自身的生活保障。

    面临迅速老龄化的贵州,很多人提出社会化养老,以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但现实却是,目前社会机构和社区所提供的服务与老年人的需要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已经步入老龄社会的贵阳市近年来努力搭建以国有老年福利机构为示范、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的老年社会福利机构为骨干、社区福利服务为依托、居家供养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服务网络,但与实际需求还是相去甚远。贵阳老年群体如此庞大,而数量仅为1800多张床位的各类养老服务机构,还只入住900多位老人。在分析这种耐人寻味的老年公寓“过剩”问题时,贵阳市民政局社会福利事务处处长王敏说,除养老观念和消费习惯外,养老服务机构档次较低,服务设置不周全,医疗护理专业人员奇缺等,也是让各类养老服务机构遇冷的原因。他认为,根据中国文化的背景,居家式社区养老方式在现有经济发展条件下才是最符合老人意愿的养老形式。

    省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省统计局人口社科处处长程邦嘉指出,虽然老龄化已经引起重视,但没有将老龄问题纳入社会规划和社区管理。“经济建设绝对是第一位的,但社会养老如果等到贵州进入老龄化高速增长期再来做,肯定是来不及了。趁我们的社会刚刚迈入老龄时代,我们得打观念、规划的提前仗。老龄化并不可怕,高龄化才可怕。”

    市场也没有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提供更多可以选择的商品。给岳父母买保险的吴先生,多方咨询奔走下来发现,适合老年人的保险还真难找。其实,老年人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其公共支出是年轻人的3倍,发达国家老龄产业已成功走向市场,相比而言,我国尚处创建阶段,有很大发展的空间和潜力。

    下期请读《老了谁来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