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政策含义：上海的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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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人口信息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6-24 22:07: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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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05/30 来自:学习时报 穆光宗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老年人占到全市人口的近30%，而且户籍人口已经连续多年呈负增长趋势。上海在2004年对于城市人口生育二胎的规定作了相应调整。然而更为自由开放和体现市民生育意愿的政策却迟迟难以出台。上海的老龄问题早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就因为其相对较高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但我们知道，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因为生育率的下降，也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养生文化的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老年人余寿的延长不能分割。上海一直得地利之厚，时利之先，地处黄金长三角，历史文化积淀深，改革开放比较早，所以人口老龄化出现早后来程度高都是在意料之中的。
老龄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从这个判断出发，我认为，老龄问题的严重程度不能仅仅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这一单一的人口学角度来衡量。上海虽然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但经济社会发达程度也高，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相对完善，所以仅仅就养老问题而言，我也相信其严重程度也要弱于人口老龄化程度远要低得多的农村地区。从老龄经济学的框架出发，我们观察老龄问题一要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二要从社会和家庭的养老支持条件出发。只有从需求和供给的对应组合出发，我们才能真实不虚地理解老龄问题的本质和表现。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是一个更接近上海实际的判断。
所以从人口老龄化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上海生育政策的走向依据并不充分。根据我的研究，生育政策与人口数量的关联性要弱于与基本人权的关联性。上海人口是一个开放的人口系统，人口压力如果有的话，那是人口流动和迁徙所带来的集聚效应，与生育率无涉。依靠生育率的下降或者说低生育水平来维系上海人口的适度目标，无疑是舍近而求远，因为主导上海人口发展的与其说是人口的生育率，不如说是人口的流迁率。在这个意义上，显然地，上海要调整的与其说是生育政策，不如说是人口政策。一些上海专家表示，大的政策调整时间不应早于2016年，然而真正到了那个时候人们的生育意愿会随着政策的调整而迅速改变么？
如果说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是上海生育政策调整的一个压力和契机，那么很多城市也有这样的理由。但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无论是上海还是其它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不能仅仅归因于生育政策影响下的生育率下降――“控制生育率”的下降只是在相对于“自然生育率”下降的意义上提升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引发的寿命延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仅活到了老年，而且保持了自主、自立、自理的尊严。
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以上海为首的很多城市已经拉开了“超低生育率时代（在假设一代人的情形下，育龄妇女终其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不超过1.3人，即总和生育率小于1.3）”的帷幕，我以为，生育政策需要未雨绸缪进行调整的最大理由就是要平衡人口发展的现在和未来的关系，要消除人口发展内在的结构性风险，促进人口的健康发展，维护人口的生态安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其风险概率的爆发是一种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生命周期现象。至于批评日多的“独生子女现象”更是令人担忧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从尊重人权的角度出发，那么未来的景象必然是对“生育私权”越来越多的尊重。如果说“生育私权”是众所周知的“家庭计划”，那么我们同样毫不陌生的“生育公权”其核心的空间就是要提供知情的、优质的“生育服务”。“家庭计划”加上“生育服务”这是我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低于更替水平的城市计划生育新的解读，同时也完全可以看作以人为本的“人文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核心的生育政策的调整问题也将在这么一个框架里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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