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这次的论坛请了三位嘉宾：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赵宝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杜鹏，北京大学人口所所长郑晓瑛。三位嘉宾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都有很深的研究。

　　赵宝华、杜鹏、郑晓瑛作为论坛的三位嘉宾，各自谈了自己对老龄化的看法。赵宝华结合自己参加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的经历，畅谈了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杜鹏教授从经济方面和社会意识、社会发展方面阐述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应对策略；郑晓瑛教授通过我国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对比，从个人发展和家庭支持角度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点。三位嘉宾和主持人采用对话交流的形式，与现场观众互动，是一期互动性很强的论坛节目。

　　赵宝华会长亲历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的过程，他结合自己在马德里与会期间的所见所闻，介绍了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召开的原因和经过。

　　杜鹏教授对老龄化问题颇有研究，他从经济、社会方面通过与国外的对比，解释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1、人均寿命的延长，2、出生率下降带来的人口老化，3、人口迁移造成的地区性人口老化郑晓瑛教授把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全球的其他国家相比，阐述了它的现状和特点：有资料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人口老龄化提前达到高峰。第二，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第三，在多重压力下渡过人口老龄化阶段。

　　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 国家。当前，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约有60个已进入“老年型”。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各国都把应对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了极其重要的工作来对待。

　　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1、人口日益老龄化，欧盟国家面临挑战。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曾在布鲁塞尔对工会人士的一次讲话中说，到2025年，欧盟国家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增加3700万人。2、据英国《自然》杂志刊登的研究报告称，到2070年，世界人口总数将达到最高值90亿，世纪末老龄化问题严重。

 

 

　　全文：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家讲坛》，今天从我们在座观众年龄可以看出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一个老年的（话题）。那么这些年来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邀请了三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一下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现场的情况。首先我为大家介绍的嘉宾是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第二次老龄问题大会非政府代表团团长赵宝华先生，第二位嘉宾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郑晓瑛教授，第三位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杜鹏教授。三位嘉宾都是现场亲自参加过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的，那么我们先请赵宝华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他带团参加西班牙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的情况，大家欢迎。

 

　　赵宝华：今天有机会和各位老年朋友，包括一些青年朋友一起讨论老龄问题，我觉得很高兴，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我觉得它之所以非常有意义，非常成功，是因为通过了两个重要的文件。一个是“2002世界老龄行动计划”，第二个就是宣言，我个人认为这两个文件是非常好的文件，这两个文件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人类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最新认识，是反映了各国政府的一个共同立场。

 

　　主持人：赵老师我想有一个问题问您一下，刚才听到1982年维也纳第一次世界老龄大会到2002年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相隔是20年，为什么会20年召开一次呢？

 

　　赵宝华：我觉得这20年一次是根据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来召开的，如果说20年前是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的话，那么20年之后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阶段），我觉得这是新情况。就是急于在解决发达国家问题的同时，也要把注意力转到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上，才召开了这次世界老龄大会。

 

　　主持人：那么就是说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实际上已经把重心放在发展中国家了，是吧。

 

　　赵宝华：是的，其中一个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主持人：那么我们国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郑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现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怎么样？

 

　　郑晓瑛：首先我今天很感谢各位老前辈以及一些和我同龄的人能坐在这儿，大家能来讨论、关注这样的一个老龄问题。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因为这么多年计划生育的政策宣传家喻户晓，人口的问题已经让人人皆知，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但是同时中国的老年人口大家也可以感觉到，因为人口的基数很大，中国也是一个老年人口的大国，那么根据联合国的标准，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当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这个国家总人口的7％以后，这样国家就叫做老化型的国家了，实际上就说明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那么我们国家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表明，截止到2000年底，中国的老年人口在65岁以上的已经了达到了6.96％，现在肯定是超过了7％。那么在解放以后的50多年以来，更准确地说，在新中国建立50多年以来，中国的健康转变和人口转变使得中国的人口老化的速度加快，我们从现在的7％翻到未来的14％可能再需要21年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数了。可是像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法国，它需要一百三十年左右，像欧美很多国家也要需要六七十年。那么中国我们可以看，新中国建立到现在也才50年多一点儿就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一个水平，说明人口老化的速度比较快，而且后面的加速度就可以看出更快，再有21年我们就又翻了一番。当然这是一个预测的数据，那么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前边讲了，是由于一个健康的转变和一个人口转变，就是说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年轻人越来越少，小孩将来的比例就越来越少，由于生育率的控制。那么健康也在转变，现在传染病和急性死亡这种事情是越来越少，像我们的老前辈更可以体会到以前和现在的比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中国的老龄化的速度是越来越快，这个问题不仅应该引起我们老年人关注，全社会都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主持人：刚才主要是说我们国家人口老龄化速度非常快，我知道杜鹏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博士论文也是跟这方面有关的，那么通过您的研究，您对我们中国整个人口老龄化的形势怎么认识呢？

 

　　杜鹏：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1998年10月1日国际老年人年的起动仪式上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实这就是在人口结构在渐渐发生变化，所以说每天的生活中可能感觉不到这么大的变化，但是比如说我们举两个极端的例子，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当时习惯上说我们的人口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按现在来说就是四亿五千万，那么再过50年，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就能达到四亿五千万。我们现在这么缓慢地变化，实际上你要对比一下，过去的50年和今后的50年这个变化就太大了。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不光中国是这样，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种形势，所以说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正好是在新世纪，就是大家已经能够预见到，我们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老龄化局面的情况下召开了这样一个会议。所以说中国在人口老龄化方面还和其他发达国家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我们人口的生育率在过去这些年下降非常快，而社会经济发展又非常的迅速，就反映在人民的生活上，平均预期寿命很高，我们全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70岁，就不但意味着我们会有大量的人能够活到老年，那么大的数量。还有一个是活在老年阶段的时间会很长，今后活到80岁以上甚至于（活到）百岁的老人会明显增多，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么一个形势。

 

　　赵宝华：这次大会除了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新情况带有普遍的现象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同时面临着双重压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发展经济，一方面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两面挑战、两面压力，这个问题是越来越突出。还有一个情况是这次大会上提出的，就是老年人口越来越边缘化，提出了新词“边缘化”。安南在他的开幕词中就专门讲了，家庭对老年人的支持越来越少了，老年人越来越边缘化，我觉得这两句话比较符合实际，反映了当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主持人：刚才听完几位嘉宾在参加马德里大会以后，对我们介绍了一下人口老龄化的形势，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观众，你们感觉我们国家现在的老年人口问题或者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是什么？

 

　　观众1：我觉得咱们现在社会上老龄化有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就是老年人照顾老年人的问题，因为老年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晚年以后的生活谁来照顾，但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往往是五、六十岁照顾七、八十岁的。因为刚才赵主任也说了，咱们现在人口的平均年龄在不断增长，随之咱们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水平提高，八、九十岁的现在都出现了。在我们单位八十多岁的也挺常见，七十多岁的那是最普遍的了，所以就形成了五、六十岁的照顾七、八十岁的。

 

　　观众2：我今年六十二虽，还没有到老年人，刚才三位老师讲，应该六十五岁以上才是老年人。我认为老年人不应该是个负担，应该是我们国家的财富，当然城市的老年人和农村的老年人有区别，而且在我们国家的分层上面，它有很大的区别。那么我们现在谈的比如说社区、谈我们城市的老年人，我认为不要轻易地把老年人当成一种负担，如果轻易地把老年人当成一种负担，那我们的社会将每况愈下。

 

　　赵宝华：我听了几位老年朋友，也不全是老年朋友，还有中年朋友，谈得非常好，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谈了人口老龄化给我们这个社会，给我们家庭，包括给我们个人带来的问题。我想，这个影响大家都不会体会到。第一，首先是人口老龄化一个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是“养”的问题。（老年）人多了，给国家、给企业、给社区，包括家庭带来的负担肯定是增加的，这个是不容置疑的。老年群体的增大使得社会、国家用于养老的费用迅速增加，这是不容置疑的，包括养老费用，包括医疗费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照料问题，老年人年龄大了，各种病就难免多起来了，特别是高龄人。一旦重病在身、卧床不起的时候，对家庭的负担是相当沉重的。照料问题谁来解决？而且家庭小型化，儿女都有工作，真是顾不过来，有这个孝心，没这个力量。我觉得人口老龄化第二个就是呼唤社区照料，发展社区的为老服务事业，这是一种客观的需要。这种需要就包括解决老年人医疗问题，现在看病难，社区建立起来医疗卫生站这就不难了。另外，还有一些需求，就是老年人不仅仅是被照顾的对象，我觉得也要用一分二的观点来看待老年人。一方面老年人他确实是弱势群体，是脆弱群体，需要家庭、需要社会，需要各方面的关爱、照顾，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把老年群体看作一种积极的力量。西班牙王室公主在先于安南致辞的时候，她就说了一个观点，她说老年人是一种全球的力量，那个首相演说里还说了这么一种观点，他说老年人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一个不能发挥老年人潜力的国家是一个丧失未来得国家。我觉得他这个话说得非常深刻，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解决老年人的困难，另一方面又要把老年人作为参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充分挖掘他们的潜力，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快乐，使他们健康，使他们感到生活在世界上还有价值，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讲的第三个方面。还有一个，老年人这个群体结构增加了，老年人的需求和年轻人、和中年人、和儿童需求是不一样的，需求不一样就要求消费结构不一样了。那么要求我们的产业结构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就是要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特殊需求。所以最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大力发展老龄产业，我觉得提得非常对，但是我们国家的老龄产业是刚刚起步，还不能完全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还有一个是精神需求问题。

 

　　杜鹏：我因为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就想再补充几句这个大会跟咱们生活之间的关系。其实可能大家都觉得无论是第一届世界（老龄）大会在维也纳召开，而且是远在1982年，这次又是在西班牙召开，好像觉得很远，实际上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1982年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召开之后制定的行动计划，对我们过去20年老龄工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在那次大会之后，我们成立了全国老龄问题委员会，成立了中国老龄科研中心，成立了一系列老龄的研究机构，进行了大量了老龄调查和研究，都是在联合国环球一致的这种行动下做出的这些（行动），取得这些进步，当然也和我们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我们国家、政府的努力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它这个大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它大会的行动计划是每一个成员国要认可的，逐条逐字认可，回来以后承诺实施的。那么这次大会也是综合了学术界的力量，就是说从学术的角度怎么最佳地解决老龄问题，提出学者的意见。非政府机构这方面，就是从各个非政府组织、民间的机构、私营机构都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认为我们进入21世纪以后，最佳的解决方案是什么。那么各国政府又派出代表团进行详细地讨论，最终得到了现在的行动计划。所以说，将来过一段时间，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中文版的行动计划，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可以说是新世纪解决老龄问题的一个蓝图。比如说说到医疗问题，其中它就提到了一个要为老年人提供充足的医疗保健，它同时还有一句话，要能够支付得起的。这两条同样都是很重要的，将来机构增加了，但是老人觉得负担很重，那么他关注的方面，比如说在发展的过程中，老年人所能发挥的作用，老年人的健康和福利，如何创造能动的环境，有利于老年人能够独立的生活。这些都在里边有很好的讨论和规定，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今后的许多研究和政策的制定都会参照它的这个行动计划来执行。所以说这个会虽然召开的地点很远，但实际上会对我们今后的生活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主持人：对于人口老龄问题，我们经常说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时候又说老年人问题，那么这两个（说法）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不是一回事？也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还有老年人问题。

 

　　杜鹏：应该是两类问题，就是说由于老年人的增多，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这些造成了我们现在讲的叫“进入老龄社会”，出现了老龄问题。但是在1982年维也纳的会议上就已经在行动计划里把它区分成两类，就是说老龄问题包含两类问题，一类是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问题，也就是人道主义的问题，老年人在衣食住行方面有没有充足的条件。那么另外一类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就是说老年人的增多会不会阻碍社会经济发展，会不会造成和年轻人之间的一种紧张的代际关系，会不会影响到一个社会能够保持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那这些是发展问题。所以说一类是老年人自身的，他的生活中遇到的基本问题，一类是老年人作为一个群体，他的增多和整个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说是两类问题，老龄问题包含了老年人问题，但是老年人问题不等于是全部的老龄问题。

 

　　主持人：郑老师不知道您对老龄是怎么看的。

 

　　郑晓瑛：我想刚才在座的各位老朋友谈了一些问题，那么我觉得在这里头都关注到一个特点，就是说老年人由于随着他们的年龄在增大，他们由于自己或者社会、家庭把他们推向了边缘人群。事实上自己和社会对他都失去了信心，那么他发挥余热的机会就变少了，变成了一个边缘人群。那么总的一个问题实际还是焦点问题，是由于他们健康原因造成的这样（的情况）。其实我现在相信，一批、八十岁的老人，如果他们还身体力行的话，他们依然还发挥着挺大的作用。健康问题成了老年人的焦点问题，要维持这样的一个健康，保证这样的一个健康，就涉及到了房子问题、医疗保障问题、照料问题、经济问题、发展问题、工作问题、文化问题，那么一系列的问题就随之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社会提供的最大的支持，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还达不到像发达国家的水平的情况下，就给不同的老年人，不同的老年段的人群进行教育，让（老年人知道）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那么也要给全社会教育，让全社会知道这时候的老年人需要什么，我们应该给老年人做什么。

 

　　主持人：我们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或者老龄问题跟国外的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或者我们有什么特点？

 

　　杜鹏：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上来说，当然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我们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根本原因，实际上老龄化本身我在这里讲的时候，不是把它当做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的一个成就。因为没有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这么多人能够活到老年，像过去那种疾病、贫困的状态下，不可能取得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不成问题。现在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它也承认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的一个成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比如说如何使这么多的老人能够生活得充实，生活质量也高，不光是活得长还要活得好，那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从这个形成的原因上来看，死亡率的下降，我们克服了很多疾病，提高了人们普遍的生活质量，导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当时不到40岁，40岁左右这么一个低水平，发展到现在全国（平均寿命）已经达到71岁，非常大的进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生育率的下降，也就是说我们过去20年有目共睹的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成绩，它促进了我们生育水平达到了现在这样一个低水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是一个低生育水平的国家。那么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活到老年的人越来越多，另外一方面生育孩子的数（量）相对过去是在减少，那么两者共同的作用就造成现在老年比例增加得比较快。要说和其他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来说，我想这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死亡率的下降和生育率的下降都非常的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我们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进入到一个很低的死亡率和生育率水平。那从老龄问题来讲，我想它随之而来也会有不同的（地方）。应该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里人口老龄化最突出的几个国家之一了，而且我们的人口基数很大，如果说发达国家它是在一百年时间里人口老龄化才达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程度的话，中国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里头就会使老年人口增加一倍。那么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又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由于经济发展的限制，比如说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都还有待完善，而且在农村地区有待进一步的建立，所以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头，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这是我们面临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想这是我们和发达国家对比下有差异的地方，但是中国的特点也很突出，中国的政府对于老龄工作的重视，我想即使相对于许多发达国家来说都是不逊色的，都是非常有成绩的。

 

　　主持人：我刚才听了几位嘉宾的想法，实际上老龄问题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老年人个人、家庭、社会都会有一些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我们还是先来问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看你们认为我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该怎么办？

 

　　观众1：我认为解决老年人的问题应该充分地发挥社会的力量，比如说老年人的公寓问题，老年人的营养问题，应该充分地发挥社会的力量。

 

　　观众2：我觉得首先从观念上就应该改变，把观念问题改变以后，才能把老龄化的社会问题解决好。刚才我说的，应该去克服家庭式的、小作坊式的，一家一户伺候我的父母。我们最大的一个（老人）年龄是92岁，让这个家庭自己去负担太困难了，我觉得应该走一种社会化的管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上老龄化的问题，首先从观念上解决以后然后逐步地社会化，走社会化的道路，这是最根本的一个道路。

 

　　观众3：我觉得岁数大了后，自己首先应该有个好的身体，心态得好，心态好，身体好，你给家庭、给社会造成的负担就轻。如果你要长期老是病病怏怏的，心态也不好，一家子也不和和气气，社会上都显得不好。

 

　　观众4：我觉得，因为做这个论坛，这个节目很有意义，宣传国际上新的老龄老人的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国内整个社会对于老龄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把老人只看成负担，他还是财富、还是资源、还是一个稳定社会的重要力量。对于一个家庭，他也是资源，咱们发展到只知识经济社会了，信息时代了，老年的智慧和经验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宣传正确的观念，另外要提高老人的素质，这也是很重要的。老人不能（认为）反正我已经干了一辈子了，现在都该让国家养起来，我觉得这种观念是不完全正确的。要提高他自理、自立的能力，要提高他继续学习、提高自己、发挥更多作用的能力。那家庭就不会感到负担，国家不会感到负担，企业受益以后它也更愿意资助咱们。

 

　　观众5：因为老人到了老了以后就觉得事儿少了，还想多找点朋友、找点事去干干，老人不愿意呆在家里，关在门里头，实际关在家里还容易出毛病，对老人的健康不利。那么老人有这种心情，怎么发挥保人的余热，这是比较大的问题。

 

　　观众6：我是搞老年养生保健的，谁不想到了老了以后有个好身体呢？但是很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很好，可他不会生活，他不知道如科学地生活，真正的科学地生活既可以延长衰老，又可以使他长寿，又可以使它更好地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观众7：我们对社会来讲，首先我们还有用，我们应该发挥余热，尽量减少给国家的负担，尽量减少给家庭子女的负担。但是这就有个前提，健康地活着，怎么样才能健康地活着？我个人的体会那就是生活要科学化，饮食、锻炼身体、学习，学习才能有一个健康向上这样一个好的心态。健康是指身心健康，良好的体魄，不是光指身体，心情也很重要。

 

　　主持人：听完刚才各位观众的积极献策以后，我们想听一下我们的嘉宾是怎么看待我们怎么样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

 

　　赵宝华：我觉得在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中，在解决老年人问题还是发展问题上，负有首要责任的是国家，是政府。政府主导，同时要社会参与，全民关怀，这是李岚清副总理在今年（2002年）2月召开的“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工作方针，受到广泛地关注。我觉得这个根本目标就是一句话，就是促进老年人的生活和生命质量不断提高，让老年人快乐，让老年人健康，让老年人长寿。最后促进整个的和谐和稳定，最后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么对老年人来说，觉得就是三个制度，一个制度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是我们国家正在建立。这二个制度就是基本医疗制度，这个和我们老年人息息相关。第三个制度就是社会救助制度，就是对特殊困难的老年人要有特殊救助制度。那么现在我们国家推出了一个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中包含着老年人，我觉得这三个制度配合起来是解决老年人基本生活问题。

 

　　杜鹏：我觉得说全社会来参与共同解决老龄问题，这个应该是一个方向，但是社会中每一部分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说从第一层来说，就是国家和政府，因为国家和政府还并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我们的法律需要由国家一级的权利机构，由人民代表大会来通过。那么这个与老龄问题相关的法律，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需要国家在国家层次上采取行动。比如说刚才大家讲到养老的老年照顾的问题，将来子女少了，老人的养老怎么解决？现在德国、日本都实行了强制性的长期照料保险，这个制度是靠法来规定的，因为你二十岁就交钱，到了七、八十岁可能才用这个钱，这中间要经过很多任政府的更替，但是国家的法律可以保证你在年轻时候交这个钱能够解决将来到老年的时候、需要长期照料的时候，能够由国家的资金里边内你出这笔钱来雇人，或者是把你送到养老机构里面去解决长期照料的问题。那么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就体现了国家的力量，再有，政府也是扮演着非常积极的角色，它的积极的老龄政策能够对许多老龄问题的及时解决产生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务院通过的“十五”的老龄工作的规划，那么“十五”计划里头就有许多会对我们未来的几年产生影响的具体的措施，那这是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说。从第二个层次来说就是社会，这个社会也可以说是广义的来说的方方面面，也可以说具体到像社区这样的一个地域的范围。那么这次的马德里的老龄大会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包括非政府组织要加强合作，非政府机构、民营的机构，包括志愿者组织，它是生活在老人身边的。最直接的能给老人提供帮助的，所以说社会的力量也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家庭，中国有长期的家庭养老的传统，虽然我们在经历急剧的家庭变革，但是家庭在为老年人提供照料、提供精神慰藉方面它是不可能被社会和其他方面替代的。还有一个层次就是个人，应该说老龄时代的到来也为社会、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机遇，也就是说心里的老年人他不但是活的年龄长了，同时身体状况比过去要好得多。过去70岁的老人和现在70岁的老人在身体状况、心态上都很不一样了。这样的话，提供了一种机遇，我们现在也有技术的发展，现在的老人受过更好的教育，参加过大工业的生产，有更好的组织上的这种训练，发挥这些老年人的能力，变这种潜在的潜力为真正社会的财富，为家庭和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我想这样就构筑了整个的一个体系，就是国家、政府、社会、家庭、个人各尽其能才能最终解决老龄问题。

 

　　郑晓瑛：从所有目前所有老龄的工作来看，和国际上对我们的评价来看，中国在发展中国家里的确是做得非常优秀。我们现在用全世界1％的资源来养育全世界22％的人口，那么这22％的人口里面有相当的比例，就是说这22％的人口里面包括我们国家（四）分之一的老年人口，甚至比这个（比例）还多。那么大家要知道，距离这种很理想的老龄保障的制度，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特别是像一些欧洲国家，他们是先发展，后来到了老龄化，他们现在也叫苦连天。瑞典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国家，政府现在也发出了呼救，现在这么发达的一个国家，经济也不能来覆盖全人口老龄化的需求。那么这个问题对我们国家，大家对在这个论坛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由社会来全部包下来，还有一段路，但是这是希望，也是我们的目标。就像赵会长刚才说，这就是我们老龄工作的目标，就像一个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去努力做，但是现在我想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该做一些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老了的也好，年轻的也好，我们该做一些什么？首先先说我们老年人，本身我想如果让全社会形成赵会长说的联合国提出的这个口号，“不分年龄，人人享有”的这样一个社会，首先我们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老年人口的文化，那要由谁来做？是由我们老年人自己做，首先我们自己要认识我们自己，就好像刚才有一位朋友讲，老年人不是负担，老年人也是资源。因为他们的智慧，因为他们原来的经历，本身其实他们现在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但是实际上他们变成了社会的一个特级教师，他们在社区里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家庭里发挥着他们的作用。这个文化由谁来形成呢？首先是由我们自己来形成，那么将来这个观念形成了，这样文化形成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再来提“人人来关注老年人”就过时了，那个时候人人都在关注着老年人。那对中青年，甚至更年幼的这一代人来说，我觉得也要形成这样的一个文化，他们看到了目前的老年人就是看到了他们自己（的老年）。因为人人都是从这个年龄走过去的，而走到了今天的老年人口，所以家庭和社区的养老在目前中国这个阶段，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地重要，当然我自己（家里）也有老年人，我自己的父母说实在的我做这个研究，我都没有照顾他们，其实也很惭愧。但是作为我们自己，首先现在应该想我们今天照顾老年人就是树立了一个文化，树立了一个模式和观念，未来我们就是在这个群体里，是这里的一员。

 

　　主持人：通过你们（谈）参加马德里整个会议（的感受），和今天我们跟观众的一些讨论，我想你们通过参加这一次谈话，你们最想对观众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赵宝华：我想了想，想说的话挺多，比较比较，我想我说这么一句话，关注老年人的现在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未来。

 

　　杜鹏：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说，我就想这是全社会共同行动，共同建造这样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就是共同行动。

 

　　郑晓瑛：他们两位都把最精辟的话说了，我想我在这儿也向我的父母和全国的每一位老年人说一句话，希望每一个老年人相信，全社会都在支持和关爱您。

 

　　主持人：那么今天我们共同讨论了一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感谢我们的嘉宾，感谢我们的现场观众，感谢我们的朋友，21世纪我们会有更多的老年人，我们需要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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