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急剧提升。2002年，65岁及以上老人为9692万，占总人口比例的7.5%。已超过联合国定义的65岁及以上老人超过总人口的7%的老龄社会标准．据预测，2005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将会突破1个亿，达到总人口的7.53%

　　生育率下降和人类寿命延长在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原有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式，家庭用于养育子女的阶段明显减少，无子女共同生活的“空巢阶段”大大延长，老龄化家庭和养老问题日益凸显。有研究显示，至2002年底．北京市的空巢家庭已达45万户。占60岁以上老年家庭的38%；而上海市65岁以上老人的空巢率超过四成。据全国妇联2003年的全国家庭婚姻调查，在城市中，成年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的比例高达69.0%；在农村，相同的居住模式也达到了59.9%。调查认为，当前城乡老人的赡养，是以分开居住，经济分担和帖补慰藉的方式力主，与老人同住赡养的方式只是一种补充。

　　空巢和老龄单身家庭的社会问题，在城乡社会的表现不尽相同。在城市主要表现为老人的心理问题和生活照料问题，如孤独、抑郁、焦虑、烦躁等，而年轻一代忽视与父母的精种交流和心理慰藉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有调查表明，城市老人大约70%的心理疾病是由于缺少精神关怀导致的。2002年有关赡养的案件中。25%的当事人要求子女予以精神赡养。在农村则住往表现力老人的基本生活温饱问题，农村老人不苛求精神赡养、只要生活有保障、不致挨饿受冻就很满足，但即使这一点，也很不容易得到保障。在农村主要以家庭为养老支柱的前提下，老人一旦丧偶或丧失劳动力，子女的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便几乎成为全部的生存依赖，老人因此而面临贫困和生活无着的极大风险。

　　在养老方式上，按国家现有的政策，大致分为五种方式：养老金制度；家庭养老方式；低保制度；农村养老保险等多种退养、生活补贴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但这些制度目前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首先，养老金制度作为城市人口最主要的养老制度，虽然有相对稳定和可靠的特点，但受企业经营状况等影响，并且增幅较小较慢，甚至不增长。使老人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相对贫困问题比较突出。在近年来城市新增的贫困人口中，退休职工和下岗失业人群是最主要的增量部分。其二、家庭养老主要依赖家庭成员供养，这是农村人口最主要的养老制度，它不仅受家庭成员经济水平的影响，还要受他们的道德水准、供养意愿等因素的影响，缺乏可靠性。尤其是在当今，家庭养老的基本依托——中国传统的敬老爱老文化——已受到老龄化加剧、人口流动、家庭结构变迁、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承担者由人民公社向家庭转移等因素的冲击风险尤为突出。第三  低保制度虽有相对稳定的优点，但是低保水平低，覆盖面有限的问题一直为人诟病，其既难以提供安定体面的晚年生活，也难以享有制度保障。其四、农村养老保险等多种退养、生活补贴制度虽然在一些试点取得了—些成绩，但是其存在的缺陷是明显的：如保富不保贫，在农村地区，常年负担固定费用的人口必须要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这对大多数贫困人口，特别是老年贫困人口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又如覆盖面低，保障水平低，农民的投保档次一般都很低，因此领到的养老金很少，养老保险的作用受到质疑；再如制度不稳定，没有适当的投资出路，一些地区已出现了养老保险基金贬值的现象。至于“五保”制度，虽是农村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从农村老人的总数来看，受益人口极少。以前“五保”制度靠的是集体经济支撑，在农村实行承包制后，所需资金要从村提留和乡统筹中列支，在贫困地区，经费已难以得到保证。

　　与大量老年人孤独、贫困、需要照料的现实相对应的是，全国各种福利型养老机构极为缺失。2001年底，全国各种福利、商业性养老机构只有不到5万家，共收养86.2万余人，与200万完全需要社会照料的老年人极不相称。社会一致的看法是，公共养老设施资源的短缺，及其机构设施和服务水平偏低、养老机构特别是商业性的养老机构收费过于高昂，以及一些老年人在观念和情感方面的障碍，是影响老年人进入公共养老设施的因素。

　　赡养老人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家庭养老也是国家一向积极鼓励和倡导的养老制度，这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很不相同。美国的社会学家报告说，在美国，76.7%的女性老人和80.3%的男性老人都认为经济上抚养老人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小辈的责任．但是在今天，中国依然完全采用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方式也并不现实。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动，年轻一代的赡养观念发生了变化，对赡养父母的方式有了不同的理解。有凋查报告说，城市人中已婚子女更喜欢以探访的方式回馈父母，未婚青年更喜欢以金钱代替劳动力的方式孝敬父母。49%的子女承认与父母时有冲突，主要集中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此外，随着城市中青年群体的生存竞争压力加剧，跨地域的流动频繁，生活方式改变和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城市家庭中的代际关系模式势必将受到深刻影响。事实是，中青年群体已经难以在时间、精力和物质分配上更多的顾及父母，他们因此希望社会能更多的承担家庭养老的责任，希望更新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

　　单纯依赖庭养老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

　　农村的问题更为严峻。随着传统文化根基的毁坏，外来文化的进入，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一方面亲子间的情感纽带在逐渐松弛，另一方面孝道文化正在被日益泛滥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文化所替代。在农村，包括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内的代际冲突随着年轻一代农民的流动有愈加扩大之势，老人往往是家庭中有限资源的分配末梢，甚至被剔除在分配之外。子女为争相攀比物质生活，不赡养老人的案例经常发生，老年人的生存危机已经在许多家庭出现。以往构成家庭主要财产和收入来源的土地，又出现价值递减和收益下降，在家庭的收入结构中比重愈益降低的趋势。支撑孝道文化的制度和经济基础都发生了变化，长辈已不复再有可资交换赡养的经济和权力资源。经济制度、家庭制度和传统文化都在发生变迁，都动摇了农村家庭养老制度的基础，使得农村的赡养问题日益紧张尖锐。

　　中国养老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作者：唐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